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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日军731部队细菌试验受害者身份

来源:www.zhongliu365.com时间:2011-02-04奇闻指数:编辑:admin手机版


  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朱云岫的“特别移送”档案,他是极少几个有照片留存至今的“马路大”之一。
731部队本部鸟瞰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右一)向山边悠喜子(中)介绍731部队细菌战及人体实验受害者牌位。
  本版均由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战后的60多年里,为还原那段历史,许多人仍在艰难前行。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在日本宪兵队,等待朱氏兄弟的,无疑都是严刑拷打。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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