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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早年的一场彻底驱逐中医运动

来源:www.zhongliu365.com时间:2010-10-19奇闻指数:编辑:admin手机版

核心提示: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打开近代史的尘封,中医与西医,争端不断,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故事,像民国初年的“旧医登记案”,就是一处有趣的历史“遗存”。
关于《旧医登记案》
1929年初,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中央卫生会议”,名曰“全国”会议,实际上参加者只限于各个通商大埠的医院(西医)院长、个别著名医生以及很少量的卫生行政人员。
当时,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远远深过当时在文化领域中的各种争端,比如“中学”与“西学”之间的纠葛。结果当然可以想到,在这样的气氛下,由“清一色”的西医人士参加的“中央卫生会议”,为了西医的发展,抑制“旧朝势力”,故“废止中医”的呼声此伏彼起、甚嚣尘上。
这次“大会”最后提出了一个荒唐的《旧医登记案(草案)》,要求全国所有未满50岁/从业未满20年的旧医(中医)从业者,均须经卫生部门重新登记,接受“补充教育”,考核合格,由政府的卫生部门给予执照,方才准许营业;50岁以上的中医,营业对象也受到很大的限制。《旧医登记案》还提出,需要规范旧医的发展,其中“不许宣传旧医”、“不许开设旧医学校”是两条比较重要的“限制”。
对此西医限制中医的“登记案”,中医哪里肯服?于是以此为“药引子”,一场社会始料未及,但却声势浩大、波及全国的“中西医学大辩论”终于爆发了。
“龙虎斗京华”
现在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在其中有四个十分厉害的角色值得一提。其中有两个是论战双方的主角,首先是余岩博士,他是西医代表,有过留日学医的经历,文章写得好,《旧医登记案》就是由他“领衔”提出来的。
其次是名医陈存仁,他不但通晓中医,同时也通晓西医、西药,至今仍非常著名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就是他的编撰著作。在论战中,陈先生是自然产生的“反对派领袖”,并与余岩几度交手,一胜再胜,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龙虎斗京华”。
第三个是在幕后“唱帮腔”的大内高手,此人名叫褚民谊,国民党中央委员,曾经留学日本和法国,属政界、学界、商界的“三栖人士”,时兼上海医师公会(专属西医)监察委员,他才是“废除旧医案”的真正主持人。
最后一位,要算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薛笃弼是西学出身,但比起其他三位来,却“土”太多了。不过此人虽土,实战经验丰富,脑子也不笨,所以他对于中医、西医“两不相袒”,这也是大辩论可以发生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没有他出面支持讨论,形势可能一边倒。当时他的观点是:对外伤相信西医,这种认可情有可原;但在内伤方面,他认为“西医无能”,颇多微词、以及各种讽刺与挖苦。事实上,薛笃弼“生性好事”,愿意大家争个明白,所以只要有反对意见,他都“鼓励”。
仔细分析,卫生大会提出的“旧医登记案”对中医是非常不公平的,不但断送了50岁以下全国中医的行医资格,同时,也砸掉了很多中医的饭碗。在议案行文之中,很明确地流露出所谓“废止中医”的意图,尽管也有“临时登记制度”,但此项登记,显然只是一个“过渡办法”。
在当时中西医之间商业竞争激烈、势同水火的情势下,由西医单方面提出这种方案“考核登记中医”,贬中褒西,结果不问可知,无异是捅马蜂窝。
所以战局一开,在全国各大报刊,中、西医互打笔仗,谩骂、攻击,连篇累牍,南京政府机关门前也有很多中医、患者前来围堵、“请愿”、“请饭”,再加上工、商、学各界“添乱式”的两下声援,“虎踞鹰扬,鸡飞狗跳”,唯恐天下不乱!
据报刊记载,一番当堂比武,真刀实枪地闹下来以后,以西医失手告终。“旧医登记案”当然就是“无法执行”、不了了之。此后,中医照旧“把脉”,西医照旧“测量体温”,而于业界民愤甚大的几位西医,由于此次“改革”的败阵,从此也不敢出头,更有人退出争论以后,从此再不谈医了。
当时有家报社评论“掐败”的西医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如今学得乌龟术,得缩头时且缩头。”
蜗牛角上争何事?
古人爱用“蜗角之争”来比喻极微小的境界之争。据《庄子-则阳》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
当年的中西医之争,现在看来,其实无非“蜗角大战”,这个争端从本质来说,名为维新、改革,实为利益之争;其中,各自的商业与发展利益是贯穿全部争议的主线。而且,双方都抢着指责对方不是“正统”,借此机会,也给自己打些不要钱的商业广告。
西医在《废除旧医案》中,一上来就称中医为“旧医”,自称“新医”,并以此为“正统”;对此,中医反戈一击,自称“国医”、“中医”,根本不承认“西医”才是所谓“新医”,偏要叫他们“西医”、“洋医”、“外医”、“鬼医”,而且前面也经常要加上一个“旧”字,曰“旧西医”、“旧洋医”。
也许从一开始,这场争论就不能算中医、西医的“存废之争”,而是一次炒作,是社会矛盾的干柴烈火,一触即燃,但它在最后阶段,已经发展为新文化运动中后期的一次全社会的“大辩论”,并且引发了另外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即后来的“科学与迷信”的大论战??这个“科学与迷信”的论争,双方观点一开始也是一样混乱。
但是经过这种学术优劣之争,它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很多人发现,世界上任何理论其实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陷,在这方面,中医与西医完全没有本质不同。
比如,当时的西医们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会、道、门”、胡大仙、江湖骗术之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博士声称:中医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这就暴露出有的时候,作为西医的余岩并不真正了解中医,在学术方面,也存在着“反科学”的态度。
由于自恃有生理学、化学、物理学以及药理学做后盾,开始时余岩的气也很粗,频频出手,明显处于攻势,但是当问题“越辩越深入”以后,他才发现,不论是中医的理论,还是西医的理论,原来均不能完全验证自身的正确,西医也有很多不足之处,甚至也不是“完整的东西”。
而中医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辩论的主要观点,并且控制了辩论的进程与走向。对此,当时的中医根本不谈“扁鹊”与“华佗”,也不谈《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所有深奥的理论全不提,从始至终,中医只强调了两个字,就是“效验”??“中国医药确有优良治效,徒以理论上不合科学、致不得世界学者之信仰,此固因医药之起源先有经验而得治效,后以理论补其解释。不克偏于哲理,治效却是实际也!”
由于中医抓住了最关键的“效验”两字大做文章,所借助的正是非常正宗的实证科学,以及相关的西方理论,所以在理论上,中医经过一番“详论”,就已经不比西医差,毕竟要论科学,大家先要统一语境,那么西医已经不占上风;同时,由于中医有数千年的经过千锤百炼的医书医案,其疗效、功用“世所共知,人所共见”。所以,中医也可以采用当时西医的理论来说明中医的学术,但是西医却很难用自己的理论进行同样的反推。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中国人都知道有句成语叫做“闭门造车”,意思是关起门来在家中造车,而不了解外面的道路,脱离实际,其结果必然是造不出合适的车子。很多人不知道,这句话其实最早是朱熹所说,“闭门造车”之后还有下半句,叫做“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所以,朱熹本来是提倡“闭门造车”的??“学者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只要合乎规矩,那么,开门造车与闭门造车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这种逻辑无异于手里只拎着一根儿“现代科学”的大尾巴就想“压人”。而且,既然在余岩博士看来,中医之与西医,就像驽马与铁路、帆船与军舰、土枪土炮与洋枪洋炮一样,那么,中医该送博物馆、早死早埋;西医才是天之骄子、国运攸关。这种不讲理的怪诞逻辑,最终令西医失去了广大支持者、同情者。
论战初期,西医就犯了这个“闭门造车”的错误,比如他们居然可以指责中医没有自己的理论。由于西医控制了部分舆论与报馆,所以也显得“咄咄逼人”,在他们眼中,中医不仅是些混饭的蝇营狗苟之徒,而且与“拳匪、长毛一党”,属于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了。
究其原因,当时的中国人之所以相信西方是进步的,是因为他们亲眼所见西方的“船坚炮利”,看到了西方列强在法制方面,在民主方面确实比中国有优势。正因为有效验,所以才相信,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本是互为逻辑上的条件与因果关系的。而中西医之争,却根本不似中西之间的其它论争那样直观、明显,特别是在实证与效验方面。
事实是,在西方殖民主义强盗文化的“凯歌”声中,中医一直是一个例外,中医之所以能够在西医与时髦文化的联合围剿下挺立、坚持,是由于中医在学术上从来没有输给过西医,包括在当时中国最时髦的上海,同样如此。
所以在辩论过程中,最令西医们难堪的是中医“真金不怕火炼”,中医的医案居然“可以重复”!同样的病,你可以用同样的药方,是同样有效力的,就像科学试验可以重复一样。同时,中药的疗效无害、无副作用也令当时的西药望尘难及。
从本质上说,西医之所以不具将中医扫除出去的技术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西医自己没有在疗效上彻底压倒中医。
此外,在“内科杂症”上,中医也有极大的优势;在中药方面,比如当时西方医学界对于罂粟(烟毒)的“完全植物性”也进行了研究,结果同样证明,中医的药理学比之当时“最先进”的西方药理学更加接近“客观真实”。
所以,由西医贸然提出“废除中医”在一开始就有些勉强,不但对民众的支持力度相对估计不足,相关技术准备也不充分。
此外,还有环境的限制。因为当时的医疗行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相对来说,在价格上,中医比西医便宜,行医的受制条件也相对简单一些,在疗效方面,西医又没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可能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口岸城市,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独占市场”,而是由于那里根本就没有西医“行医”的条件。
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只要好医生,中医也好,西医也罢,你能治好他们的病,比说什么都强!
以此观之,中医与西医之争,毕竟还不能等同于后来的“科学与迷信”之争,后来,也有人出面持中庸之论,他们提出“医者父母心”,要反对“崇洋”与“复古”的左右偏激,以国计民生为本,“悬壶济世”,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谁也别想吃了谁,大家共同发展也很好。
自找台阶,悄然下台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1929年3月16日)。不消说,这个道理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是此文提醒了中医,后来,中国众多的人口与极为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遂成中医很有力的借口??既然80%的地区没有西医,4亿多人口与6000名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不管如何改革,中医也不能废,因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要靠中医、中药来治病。
如今回首,这一“废除中医”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集体盲从”、“一边倒”、“完全西化”已经有所不同??因为如果废除中医,不但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恰恰又制造出来新的问题。中医抓住了这一要点,不断向政府疏通、呼吁,结果把卫生部弄得里外不是人,毕竟官员们也是人,也要生病求医,所以此事的惊动面相当大。薛笃弼坐在火炉上烤,“举党共讨之,举国共骂之”,结果只能是“自找台阶下台”。全社会虚惊一场,西医也徒劳许多脑筋、口水与金钱。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中医和西医,也属两种文化中的学术体系,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是非常困难的,而以某一方(比如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另外一方(比如中医)肯定是不科学的。所以,上一个世纪早期,关于那场“废除中医”提案的失败,主要还是失之于主办者“浮燥”,缺乏全国统盘的考虑,同时,确实也低估了中医与民间学术的反弹力。
事件过后,褚民谊也“没敢”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一再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很识时务,他也通电声明说: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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