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辽宁人生活在鸽子洞里 和“北京人”同一时代

　　辽宁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生活劳动、繁衍生息，被誉为辽宁旧石器时代活化石的鸽子洞人就是辽宁古人类的一个类型代表。鸽子洞遗址的发掘和对鸽子洞人的研究，把辽宁的文明进程推进到十几万年前，鸽子洞遗址代表着我国东北地区石器时代中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类型，也是迄今辽西大凌河流域最早的古人类居住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人体骨骼惊现鸽子洞
　　在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水泉乡瓦房村西汤山南侧，两级50余米高的悬崖峭壁陡立于大凌河西岸。在第二级悬壁上有一个天然的大溶洞，因洞中多有野鸽子栖息，所以当地人将这里称之为鸽子洞。
　　上世纪60年代初，朝阳市文化馆组织各县文化干部对朝阳地区的重点古迹进行勘察，这是朝阳地区首次文物调查。在此次勘察中，考古工作者在鸽子洞内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和古人类生活的迹象，遂将这里命名为鸽子洞遗址。
　　1965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和朝阳地区文物工作组对这里进行调查，并进行首次发掘，发现了烧骨、灰烬及人工打制的旧石器。
　　1973年5月，辽宁省博物馆主持了鸽子洞的考古发掘工作，朝阳地区文教局、朝阳地区博物馆、喀左县文化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均派人参加了这次考古发掘。在25天的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分别对A洞的2/3堆积和B洞的1/3堆积进行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和大批的脊椎动物化石。考古工作者对鸽子洞原始人当时的生活情景及附近的自然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此次发掘获得68件石器，22种哺乳动物化石。
　　人类活动遗迹发现于A洞内。A洞内地层堆积可划分为六层，第二、三层为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堆积层。在第二层中，发现多种哺乳动物化石和数十件石器。在第三层灰烬层中，发现烧骨、木炭、烧土块和少量打制石器及哺乳动物化石。
　　洞内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哺乳动物6目15科22属种。其中有达呼尔鼠兔、野兔、硕旱獭、简田鼠、鼢鼠、黑鼠、仓鼠、直隶狼、沙狐、虎、豹、猞猁、小野猫、鬣狗、野马、野驴、披毛犀、野牛、鹿、羚羊和岩羊等，均属中更新世向晚更新世过渡时期的哺乳动物。
　　更引人注目的是，1979年调查该洞时又发现了一颗完整的小孩牙齿化石。1983年在对洞内出土骨骼作进一步鉴定时，又发现一块人体的髌骨化石。
　　根据鸽子洞出土的石器特征和大量的哺乳动物化石标本推断，鸽子洞原始人的生存年代大约在距今10多万年前。鸽子洞人揭开了辽西地区人类活动历史的序幕。
　　鸽子洞人属母系氏族社会
　　为了生存繁衍，自古以来人类就伴河而居，鸽子洞人也是如此。鸽子洞位于大凌河上游西岸的悬崖峭壁上，洞口面对大凌河，高出河床35米。对岸为开阔的扇形台地，周围是缓坡低山和小型河谷盆地，附近裸露的基岩主要为古代奥陶纪石灰岩。由于地下水的长期溶蚀作用，形成了大洞套小洞的天然溶洞。考古工作者在洞中发掘出大量石器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其中烧骨中以羚羊化石最多，所以有人把鸽子洞人也称为“猎羊人”。
　　时光倒流，让我们根据考古发掘成果，重新想象一下十几万年前大凌河畔原始人的生活。
　　旭日初生、普照大地，远处低矮的山坡上覆盖着大面积的森林和葱绿的草原，成群的披毛犀、鬣狗、沙狐、羚羊等动物出没在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对于原始人来说，这里既可以栖身，又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具有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
　　当时的社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国家、法律、道德、婚姻、家庭还不知为何物，他们所知道的是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抵御野兽的侵袭，获得生存。社会分工极为简单，男子主要从事渔猎生产，而女性主要从事采集、抚养孩子。氏族成员一起共同劳动，但是这种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浪漫，而是非常艰苦的，疾病的折磨、野兽的危害，时刻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原始人使用的工具只有经过简单加工的石器和木棒，只能猎取一些小动物和生性温顺的羚羊，食物来源无法保障。
　　鸽子洞人已经学会用火
　　鸽子洞洞穴由奥陶纪石灰岩和侏罗纪紫红色砂页岩组成，洞内有许多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溶洞。考古工作者将其分为上、中、下三洞，其中下洞又分为A洞和B洞，A洞是鸽子洞人居住的遗址。鸽子洞呈岩厦结构，洞口向东，宽1.8米，洞内纵长15米，最高处18米，最里面有20平方米的“内室”，洞内宽敞明亮，蔽风遮雨。
　　洞内文化层堆积很厚，最厚之处可达5米多，洞内发现的古人类用火遗迹——灰烬层也相当厚，最厚处达1米多，这说明我们的远古祖先——鸽子洞人早已学会用火、保留火种，而且可能掌握了取火技术。
　　在中国古老的传说中，曾有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火的使用是否源于燧人氏根本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火的使用给原始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也更促进了人类的发展。最早的原始人，还不知道利用火，东西都是生吃的，生吃植物果实还不算，就是打来的野兽，也是生吞活剥，茹毛饮血。后来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挺香。经过多少次试验，人们渐渐学会用火烧东西吃，并且想办法把火种保存下来，使它常年不灭。
　　火的使用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火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改进工具、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根据鸽子洞内出土的耐寒的岩羊、披毛犀等动物化石判断，当时辽西地区的气候是比较寒冷的。鸽子洞内熊熊燃烧的篝火，则可以保证鸽子洞人顺利度过寒冬，并使那些凶猛的野兽望而却步，使他们得以生存下来。
　　和“北京人”同一时代
　　鸽子洞人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在使用的石器、用火及生活习惯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以推断，鸽子洞人与“北京人”是同一时代。
　　“北京人”使用的石器有砍斫器、刮削器、雕刻器、石锤和石砧等多种类型。他们挑选扁圆的砂岩或石英砾石，从一面或两面打出刃口，制成砍斫器。这类石器的尺寸较大。刮削器系用大小不同的石片加工而成，有盘状、直刃、凸刃、凹刃、多边刃等形状，是石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尖状器和雕刻器数量不多，但制作比较精致，尺寸小，有的只有一节手指大小，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比较固定，反映出一定的技术水平。
　　鸽子洞里发现的古人类进行生产劳动的工具——石器共有60多件，这些石器多以当地的石英岩和燧石制成，其种类有用石片制成的刮削器，有类似后来锥的尖状器，有类似后来斧、锛、锤的砍砸器。鸽子洞发现的石核和石片具有一定的原始性，无论从类型上、尺寸上、以及做法上与周口店第一地点上部地层、第十五地点的旧石器具有明显的共同点。
　　“北京人”遗址的堆积物厚40米以上。上部的34米为含化石的堆积，依岩性变化自上而下可分为13层，主要由洞内崩坍的石灰岩碎块和流水带入洞内的黏土、粉砂等残积物构成。在堆积物中还有北京人用火留下的灰烬。较大的灰烬层有4个，第4层的灰烬最厚处超过6米。而鸽子洞内的文化堆积层也很厚，最厚之处达5米多，灰烬层也相当厚，最厚处达1米多，这说明北京人和鸽子洞人都已经学会用火了。
　　鸽子洞出土的哺乳动物石中，有洞穴鬣狗、沙狐、披毛犀、野牛、野马等20多种，许多动物种类和华北地区的动物群相似。从时代来看，与周口店出土的动物化石均属于更新世中晚期。这说明鸽子洞旧石器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最为密切，同属洞穴类型文化，证明鸽子洞文化与北京人文化有密切关系，是华北旧石器向东北发展的重要一支。
　　力证十几万年前辽宁有人类生活
　　1983年，北京大学教授吕遵谔来到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博物馆，研究该馆保存的鸽子洞出土的动物碎骨化石。他从碎骨中拣出三件人类骨骼。为了弄清这三件人类化石是否出自鸽子洞，他还特意访问了刘新民馆长。刘馆长说：“这批碎骨化石是1975年发掘鸽子洞后要处理的，我们要来后选了几件做展品，剩下的都存在库房中，有专人保管，并无后期遗物混入。”吕遵谔教授回到北京后，又走访了当时负责并指导鸽子洞发掘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张森水说：“从三件化石的颜色和石化程度上看，确系鸽子洞旧石器文化层所出。”通过上述的调查和访问，可以肯定从碎骨中拣出的三件人类化石，确系出自鸽子洞旧石器文化层。由此可以确定，在十几万年前，鸽子洞确实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在考古学上，根据生产工具的演进，把主要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它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漫长岁月，鸽子洞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鸽子洞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据1981年的一份资料统计，辽宁省境内发现有明确出土层位的旧石器共428件，其中出自鸽子洞的石器就有300余件。
　　鸽子洞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与我国北方同类遗址比较，其出土材料之丰富，种属之多是罕见的。从洞内发现的遗物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以后，古代人类继续使用过这个洞穴。辽金以来，人们在其中活动还比较频繁。鸽子洞遗址的发现，不仅对辽宁地区古人类活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研究我省和东北地区古地理、古气候、以及古动物群的系统演化和分布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