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有多少能改变历史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2)

　　发掘的课题意识在增加
　　曾经边缘的正成为主流
　　“一些高质量的考古成果，其实还是来自多年的连续挖掘和学术积累，殷墟距离第一次考古发掘已经过去80年了，但还不断地有新发现。今年是仰韶文化发现90周年，但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在进行。”陈星灿作为领队发掘的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曾入选2006年十大考古新发现。这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特点，对于解释中国第一个王朝为什么最终会在中原建立提供了更丰富的细节。
　　2008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李水城教授，在山东渤海南岸地区揭露出晚商至西周的多处制盐遗址，这是目前在渤海南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盐业遗址群。通过对其中若干遗址的全面揭露，首次了解到该地区为殷墟时期商王朝的盐业生产中心。遗址高度密集和整齐划一的制盐设施，表明这是一种对于资源控制的国家行为，并为研究商人东进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提供了全新的线索。“如此完整地揭露整个古代制盐作坊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首次。对盐业遗址的研究在西方开始得很早，我们开始得晚，但新的发现非常多。”
　　类似的发现还有入选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江西高安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完备的造纸作坊为我们认识宋代以来造纸技术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实中国见诸考古记录的手工业遗存有玉石器、陶器和瓷器、琉璃（玻璃）、砖瓦、漆木器的制作，铜、铁、铅、锌、金、银、锡、汞等金属开采冶炼和器具制作、舟船车舆的制造，以及制盐、纺织、造纸、酿酒作坊等。目前研究进行得较详细的有玉器和瓷器、金银器等。其他门类如冶金、纸坊、酒坊等在过去5年都有许多重要考古发现。但相关的研究并不充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学部委员王巍说，每一年的评选其实只是对过去一年工作的总结，许多没有入选十大新发现的也有非常好的发现和价值。“听活动在一线的发掘领队的报告，真的是非常大的享受和收获。每一项考古现在都做得很细致，尽可能多地搜集信息，以前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还是舶来品，现在你看每一项考古中都包含了这样的内容，大家都开始认识到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研究人的行为、对资源的控制。包括以前我们不太重视的一些领域，如盐址、造纸作坊、铸铜遗址、水利设施，现在都是关注的重点。”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也是学科规划的执笔人，他说，“十二五”的学科规划基本延续了“十一五”的思路，许多重大课题会一直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会一直是田野考古的重点。
　　考古学要解释中国
　　也要说明对于世界的贡献
　　新疆鄯善吐峪沟石窟群和佛寺遗址毫无悬念地入选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和同样入选的江苏南京大报恩寺遗址都可以算得上是佛教考古的范围。长期以来，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重点在张骞“凿空”西域以来，经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地带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以佛教为代表的文化传播的专题考古更是长盛不衰，这与“十二五”学科规划的重点不谋而合。
　　让我们来看一看2006年入选十大的甘肃张家川战国墓地。该墓地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博士说，随着一些重要考古发现成果的面世，中西方交流有大幅度提前的趋势。中国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晚期出现的小麦遗存、青铜时代出现的冶金术和马、商代的马车、新疆小河墓地欧洲人种的墓葬，都表明中西方的交流由来已久，而有关这些交流的专题研究，不但是今后考古学的重点课题，也是人类学的重要方向。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量的田野考古依然是配合国家的基本建设，但带有课题意识的主动发掘会逐渐增加，即使是一些抢救性发掘也要围绕一些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王巍说，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考古内容将贯穿整个“十二五”的田野考古，研究范围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21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重点探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龙山时代黄河、长江两大河流域和西辽河地区，长城地带等参与史前文明进程的主要地区，通过不同地区社会复杂化、文明化过程的比较研究，总结概括中国文明的本质。而在后一阶段，重点研究夏、商、周三代氏族社会转向国家统治形态，调整社会结构，强化意识形态垄断等方面的历程，阐明中国文明的特点，进而说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不但要解释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问题，也要尝试解释中国之于东方乃至世界和世界之于中国的问题。这显然需要数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