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立嗣纪实(3)

　　当几十年后，受到特赦的溥仪，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撰写《我的前半生》时，出版社又协助他找到了那些登载当年“婚变”时各报刊“论战”的文章。对此，溥仪百感交集，虽然最终成书时，书中删去了这些具体内容，但基本梗概依然保留了下来。

　　特赦后的溥仪，对于文绣的看法发生了截然的变化。据说，他后来见到过文绣的一位亲戚，谈起当年的文绣时，表示了赞赏之意，认为她能冲破封建桎梏，实在是一件幸事，不然也很可能走上婉容的那条可悲的道路。

　　别人也许感受不深，而以我对溥仪的了解来说，他的这番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节 谭玉龄临终目击

　　若说，在溥仪的脑海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里来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说就是谭玉龄了。

　　她也是满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九三七年，溥仪与婉容的感情业已破裂，于是他经过北京的一个亲戚介绍后，从北京将她接到了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

　　异常神速，二人结了婚，他将她册封为“贵人”。她遂成了他的“复辟事业”中的又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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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谭玉龄在那时的几个妻子中，一度最得溥仪的宠，她对溥仪也非常“忠心”。

　　大约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谭玉龄偶然得了一次并不算很重的感冒，后来看了几次也没好。溥仪于是亲自派去了他的两名贴身御医为其诊治，一名是他的贴身侍医佟阔泉，一名是徐思允，这两人，都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中医大夫。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溥仪首先叫佟阔泉和徐思允两人一起商量诊脉开药方，然后，经过溥仪亲自在药方子上修改、增减，再派人去抓药给谭玉龄煎服。

　　确切地说，溥仪只是粗通中医知识。在此之前，溥仪就曾亲口对我说过：

　　“佟阔泉是北方人，开的药方剂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为人谨慎，开的药方剂量特别小。所以嘛，我就得亲自动手给予中和中和……”

　　我对药理一点儿也不懂，不知道溥仪的这种“中和”方法对治疗谭玉龄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谭玉龄的病总是始终未见一点儿好转。

　　后来，溥仪又找来了一名西医大夫黄子正。他原是长春市内一家私人小医院的主治大夫，因为当时西医在伪满不太受欢迎，所以收入也比较少，他原本打算回台湾原籍去，可巧前几年溥仪的大腿内侧起了一条红线，让黄子正大夫给治好了，于是，溥仪赏赐了他五千元，叫他继续开那家小医院，实际上他也就从此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西医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仪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伪满宫内廷来为溥仪诊治一下。

　　因为谭玉龄的病仍不见好，溥仪便又找来了黄子正大夫进一步确诊。过了一些日子，溥仪见谭玉龄的病还是没有一点儿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脚，又叫来了一个针灸大夫林永泉给谭玉龄作针灸治疗。也不管有无效果，简直成了胡找庙门乱“烧香”。

　　结果适得其反，“谭贵人”的病不但没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后来，溥仪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只好通过黄子正又找来了伪满新京市医院的一位日本西医给她治疗。

　　当时，我们几个学生按照溥仪的“旨意”，参加了在谭玉龄居住的寝室外屋的轮流值班。

　　也就是说，谭玉龄从病重期间一直到去世为止，我都参加了在她旁边的守候，所以，对整个诊治过程我都可以说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几天里，我和几个学生终日轮流在外屋为谭玉龄准备熬中药或炖人参汤，并随时听从溥仪的差遣。对于谭玉龄那几天的病情发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详细。

　　对于谭玉龄的逝世，历来众说不一，但绝大多数是主观猜测或以讹传讹。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问题上，始终纷争不已。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我觉得作为她逝世当天始终守候在她身旁的当事人，我责无旁贷将那时的情形公之于众。

　　帮着打下手或煎药。出于对谭玉龄的关心，那时，我对屋内的任何一点动静都格外留心。

　　当天晚上，那个日本大夫带去了一个年轻的中国女护士，从那个女护士胳膊上抽血给谭玉龄胳膊上注射。

　　就在谭玉龄病情如此严重之际，我还听到她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向我们问道：

　　“皇上进膳了没有？吃的是什么……啊？”

　　当时，我真感动得差点流出了眼泪，心想，“贵人”心地真是不错呀。溥仪上哪儿再去找这么好的妻子啊！不知怎么的，我也在内心虔诚地念叨着：保佑“贵人”早日康复吧。其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她的病持续恶化不已。

　　时间已经到了深夜。治疗仍在紧张地进行。

　　忽然，听说日本关东军中将参谋、伪满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来到了宫内府候见室。他让门口的传达人员毛永惠马上告知溥仪，立即找正在给谭玉龄治疗的日本医生，去候见室与他会见。

　　溥仪哪敢不遵命？于是，那个日本医生中断了治疗，去候见室里与吉冈谈了许久。谈话内容，当然无人知晓。

　　之后，那个日本医生又回到了内廷，走进谭玉龄的居室，继续为她治疗，但他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那种紧张的神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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