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衙内犯了法有爹也未必罩得住

如果宋代的衙内犯了法

洁本刊于今日南方都市报

吴钩

晚清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吴汝纶在一封教训儿子的家书上说：“凡为官者，子孙往往无德，以习于骄恣浇薄故也。”他点破了一个自古存在的“官二代”现象——官宦子弟因为“习于骄恣浇薄”，故而“往往无德”。在宋朝，官二代叫做“衙内”，今日人们从《水浒传》中了解到的高衙内，就是一个典型的“习于骄恣浇薄”的恶少形象。不过宋代的“衙内”并未含有道德暗示的意义，凡官家子弟都惯称衙内，不一定就是骄横之徒。只因元朝时王孙公子无法无天、欺男霸女，令人忿恨，于是在元杂剧中，衙内多以横行不法的角色出现。

《水浒传》说高太尉“不曾有亲儿”，便将“高阿叔高三郎儿子”（即自己的堂弟）认为干儿子，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历史上的高俅有三个亲生儿子，都沾老爹的光当了官，至于官声如何，我没考证，但肯定不是如小说中高衙内那般臭名昭著。

清代的宫廷昆曲连台本戏有一出《拿高登》，也是说高衙内的故事，情节跟《水浒传》有些不同：高俅儿子高登倚仗父势，为害一方，一日在效外看到梁山后人徐士英的妹子徐佩珠貌美如花，便生出色心来，命人将徐佩珠抢回府中，欲纳为妾。佩珠不从，被软禁在艳阳楼上。徐士英为救妹子，一路追来，得花逢春、呼延豹、秦仁三位好汉之助，潜入高府，杀了高登及其爪牙，救出徐佩珠。高衙内敢强抢民女，自然是倚着爹爹高俅之势，“我父在朝为首相，亚赛东京小宋王，人来带马会场上，顺者昌来逆者亡。”

面对高衙内的欺凌，徐士英采取的是“私力救济”的方法，这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如果没有花逢春、呼延豹、秦仁三位好汉拔刀相助，徐士英未必能从虎口中救出妹子；即使现在救出来了，也意味着从此可能要走上“逼上梁山”之路。若不是公力救济的司法渠道淤塞不通，恐怕没有多少人愿意选择这种铤而走险的私力救济方式。

不过小说《水浒传》与戏剧《拿高登》都是虚构出来的文艺作品，不足为信。平心而论，宋代的司法体系还不致让人这么绝望。一般来说，衙内如果触犯国法，恐怕还是难逃法律的惩处，即使有个地位显赫的爹，也未必罩得住。

宋哲宗元佑年间，时任京西北路颍昌府阳翟县知县的赵仁恕为官贪酷，不但枉法贪赃，且私制酷刑，迫害无辜，“又强取民家女使数十人”，劣迹斑斑。这赵仁恕就是一名高级衙内，其父为翰林学士兼侍读赵彦若。但他的劣迹被京西路提刑官锺浚查悉、告发，非要法办他。赵彦若护犊心切，也不说请朝廷宽容他儿子之类的场面话，直接就给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臣往为谏官，尝劾王安礼，浚实安礼党，恐挟此报怨，狱有不平，愿移狱改推。”意思是说，他以前当台谏官时，得罪过资政殿学士、青州知州王安礼（前宰相王安石之弟），而锺浚呢，是王安礼的党羽，他这次乃是挟私报怨，我儿子的案子不能由他来审，请异地审理。哲宗批准了赵彦若的请求：“依奏。”

于是赵仁恕一案移交给邻路的淮南路，由颍昌府委派法官推勘。宋代的司法制度，还是很不错的，比如比较强调“独立审判”的原则，“勘事不得奏援引圣旨及于中书取意”，即法官可以不必理会皇帝与宰相的意见。宋朝还确立了“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鞫，为审讯；谳，为定刑；鞫谳分司即指审讯的法官与量刑的法官不可为同一人，换成现代法学话语来说，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此外，在审讯结束之后、定罪量刑之前，还有一道“录问”的程序：由一名与推勘官（主审法官）没有利害关系的法官来提问犯人、核对供词。如果录问官与推勘官有利害关系，比如同年、同门，则必须回避。在录问过程中，如果推勘官的审讯有错，而录问官未能发现、驳正，那么录问官将受到惩罚。制度设计的目标当然是为了最大程度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不过实际上的效果肯定要打一个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