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罕见辩论会崇祯帝怒爆粗口

考察中国历史，每至一朝末季，大厦有颓斜将倾之危，而拯救此朝代的意见大致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扶正，以巨大的勇气和魄力固本培元以拯救匡扶之；一是裱糊粉饰，人君与臣民得过且过，大家都好过，手拉手一起陪着王朝凄美而文艺地死去。到了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人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煽挑，又产生了另外一种激烈的意见：革命、建制——希望将复杂的社会变革换成革命的手段，建立一种舶来制度，冀能毕其功于一役，一劳永逸地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

第一种，必然不被广泛接受，因为王朝既久，弊端丛生，而人心不宁，平居思乱，各怀不靖之志，这种固本培元的意见往往被认为迂阔缓慢，不能满足人迫切的需求，故即便是人君，也不会接纳这种意见，更从未见施行。第三种，今天仍盛行于某些公知和民众中，以为建立甚至照搬某种制度，则可将万千困惑胶着如难言之隐一洗了之。这种意见尤其容易获得广大愚众的欢心，因为这是在煽惑满足与迎合愚众的非分欲望，看上去很美，很嗨。但是，以其躁急功利、不切实际，绝不可行，也行不通，其命运必然是一直亢奋地哀怨着、哀怨着。

考诸往事，第二种意见宿命地被一次又一次选择。选择是选择，但是，它究竟好不好，有李鸿章与大清朝的命运作注，就不多解释了。

这里要说的是以黄道周为典型的明末士子，对于挽救即将颓亡的明朝，给崇祯皇帝谏言的故事——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黄氏祖居湖北江夏，为黄香之后，与深圳的宝安黄氏、下沙黄氏当为同宗。黄道周天资过人，少年即有“闽海才子”之名，天启二年进士，历任天启朝翰林编修、经筵展书官，崇祯朝翰林侍讲学士、经筵展书官。

黄道周是个典型的士大夫，行事但循义理，不屑圜转，俗称戆头。戆，愚直也。被称为戆头者，即是任气节而不顾利害之人。故古人以为，惟此戆头，方可以托孤寄命。

崇祯二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举荐袁崇焕为帅，东北拒敌失败，这一战对崇祯的打击很大，使他乱了方寸，因而十分恼怒，大兴株连，要杀钱龙锡。满朝官员无一人敢出声，惟黄道周连夜上疏，为钱龙锡辩冤，直指崇祯帝的过失：“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自负急躁的崇祯帝阅疏大怒，“以诋毁曲庇”，着令回奏——崇祯在盛怒之下，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其实是给了黄道周和自己一个退避圜转的机会，不料黄道周再疏辩解，表明自己“区区寸心”，“为国体、边计、士气、人心留此一段实话”。崇祯帝的愤怒被黄道周沮阻，非常反感黄道周，几乎将他也一起杀了。由于黄道周的据理力争，钱锡龙得以不死，而黄道周却因此被降三级调用。

黄道周三疏诤谏，学的是他的老师袁可立。从此名声大振。

崇祯五年，黄道周以疾求归，临走却给崇祯帝上了一疏，言辞激切：“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黄道周以请求退休者的身份，冷眼旁观，精准地指出了崇祯帝面临的尴尬局面：诸大臣几乎没有能真正为朝廷国家考虑的，不但不为国家尽力，反而利用权力打压那些真正想为国尽力的仁人志士。这话说得崇祯帝心惊肉跳，内心很沮丧、恼火。崇祯帝批复，跟上回一样，让黄道周把话再说清楚，要解释两个敏感词：“葛藤”、“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