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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13)

来源:www.zhongliu365.com时间:2013-04-16奇闻指数:编辑:admin手机版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傅斯年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文岳南1943年11月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开罗会议,标志着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内与国际的大气侯已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一文中可以相见: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