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系造假？

　《新唐书·食货志》这么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就是说，贞观四年时社会生产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复，社会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观，商业状况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转。

　　其实，用“米斗四五钱”来强调政绩显然缺乏说服力。《汉书·食货志上》就说：“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意思是粮价过低就会损害农民的利益，粮价过高又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命脉，所以说粮价过低不但不能算是治道上的成功，反倒可能酿成普遍性的社会危机。

　　再说，唐代京畿地区根本不可能会有“米斗四五钱”的咄咄怪事。同样是《新唐书·食货志三》，开篇就说唐都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虽称沃野，然幅员有限，所出并不足供京师消耗，所以常要靠东南漕米的接济。而漕米须经水、陆转运，水路自江淮至东都洛阳“率一斛得八斗”，也就是说漕米自出产地至东都洛阳，运价便要占去货物本身价值的二成。再以车或驮转运至陕，仅三百里地，“率两斛计佣钱千”，算下来每斗又需费去运价五十钱。如此一路折腾，纵是那些米都是天下掉下来的，不要一文钱，“米斗四五钱”，也仅及洛阳至长安那段旱路运费的十分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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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安米贵，本是不争的事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游学公卿，便有当路权臣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嘲讽他。贞元年间，关中和三辅地区的米价更有“斗千钱”的高纪录，而当时的国家储备粮库——太仓的储米，也仅能维持“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所以，单高宗一朝，政府班子就曾有数次就食东都洛阳的经历。

　　贞元初年，当时的关中地区，还真有过一次谷贱的特例，宰相陆贽便建议政府趁机以平价向民间购买，计在途所费，到太仓后每斗谷子也得费“钱四十有余”，每斗米则要费“钱七十”。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翱在《疏改税法》一文中介绍说，建中元年(780年)，“米一斗为钱二百”，经过政府的平抑，到元和十五年，“米一斗为钱五十”。(事见《李文公集》卷九。)

　　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