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打醒了中国人的富强梦(8)

　　
　　中体西用的理由在那时是充足的，中国人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充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体制自信，所以当日本使者1870年代向中国方面传递明治维新思路和做法时，中国人并不认为日本的做法值得中国仿效。
　　
　　换言之，中国在洋务时期有足够理由自信“中体西用”的道路、理论和体制，因为毕竟短短三十年使中国面貌根本改变，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
　　
　　然而，为什么经过一场并非毁灭性的甲午战争，中国人就集体无意识转向，集体无意识不再认同先前道路、理论和体制呢？这里面的原因肯定不止一端，但大致说来，不外乎先前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洋务新政的真意思。
　　
　　洋务新政不论具有怎样的中国特色，就其根本目标而言，就是回应西方，与世界一致。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从一开始就转身向西，没有“休克疗法”，没有先进行政治改革，重建制度，再发展经济和科技，而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用加法，迅速增加中国的物质财富，用国家资本主义力量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差距。
　　
　　但是，中国并不是因为发展就要脱离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就是要另搞一套。清廷应该在洋务新政发展早期，至少在1880年代中国新一代知识人起来的时候给予清晰解释。这一代知识人已经知道世界，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在体制，知道民主制度、议院制度，知道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当此时，清廷如果有意识释放对社会的管控，有意识释放新知识人言论空间，有意识释放对资本的管制，有意识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外培植更多的非国家资本主义。换言之，1895年走向维新之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创新举措，在洋务时期都能得到尝试和自由发展，那么可以相信，由清廷主导的洋务新政方才有真正意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一个不敢充分释放社会潜能的体制肯定不是自信的体制，一个不能充分容纳各种发展方式的道路肯定不是自信的道路。同样，一个置各种不同意见于不容讨论地位的理论，肯定不是一个真正自信的理论。因此，当三十年洋务没有经得起甲午战争考验之后，人们不是对先前道路给予理性反省、善意同情，肯定其成功与意义，找到不足，设法弥补不足，而是弃之若敝屣，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这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