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皇帝”玩过头闹出人命 (3)

　　
　　斗蟋蟀，作为用蟋蟀相斗来取乐的一种娱乐活动，爱好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国君主，个人爱好就并非是个人小事了，如果过了头，甚至影响到了国事，就会祸害国家百姓。纵观明史，不难发现，自成祖之后，多为庸君，或沉溺于酒香色欲，或迷乱于法器术物，一心贪恋奇珍异宝，醉心稀禽罕兽。据史料记载，明代宦官机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光叫“房”的就达几十个，如御酒房、弹子房、牲畜房、刻漏房、甜食房、更鼓房、汉经房、御药房、弓箭房、御茶房、猫儿房、鹰房、豹房、百鸟房等等。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大内自畜虎豹诸异兽外，又有百鸟房，则海外珍禽，靡所不备，真足洞心骇目。”明代宠物繁盛，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貌。
　　
　　“蟋蟀皇帝”明宣宗的可悲之处，在于他的酷爱斗蟋蟀之戏，引发了大臣和地方官员为取悦龙颜，变本加厉地下达进贡促织任务，不仅给百姓造成了极大负担和深重苦难，也助长了上行下效的斗蟋恶劣风气。因此，明宣宗这样一个荒唐爱好，演变成为一桩恶政行为，给明朝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实，“仁宣之治”时期，在繁荣与平静的背后，社会危机正在滋长，流民问题也已逐渐形成。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宣德五年，北直隶易州一州就有逃民一千二百二十九户，山东潍县有逃民三千四百七户。这些社会问题当时虽然未达到激烈的程度，但已埋伏着随时可能激化的矛盾。然而，君臣们却陶醉在表面的治平景象中，“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
　　
　　这一点，明以后的蒲松龄倒是看得清清楚楚。众所周知，蒲松龄的《促织》就是借描写明朝宣德年间的征收促织的事情，来影射作者当时的社会现实的。《促织》是《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精品，它通过描写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缴纳促织而备受摧残、几乎家破人亡的故事，反映了皇帝荒淫无道，巡抚县令胥吏横征暴敛的罪恶现实。故事影射什么呢？宣宗是个好皇帝，但宣宗喜欢促织之戏；康熙也是个好皇帝，但康熙皇帝也喜欢“斗鸡戏虫”。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康熙年间，他专注于明宣宗和康熙帝的业余爱好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目的无非是对最高统治者的劝喻。文章结尾异史氏的“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用语委婉，极尽规劝之意：哪怕是这偶尔玩玩的“促织之戏”，也会引发上行下效，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