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囚慈父于后宫 曾有弑父之心

本文摘自《历史中国：唐原来是这样》，王觉仁著，现代出版社出版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