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揭示“最初中国”的梦想(3)

　　历时数月，终于回到凌家滩的主人公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吧。面对众人，他展开记录旅程的《山海经》一样的长卷，会引起怎样的震撼？考古论证止步于此，难以描述生动的细节，但足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经过长途旅行洗礼的年轻人，最终成为凌家滩掌握沟通天地和世俗权力的强有力的领导者。

　　3、史前交流开启的“奠基时刻”

　　事实上，距今5300年前后是中国史前时代的灿烂转折期，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跨越式的发展，区域间交流互动也进入前所未有的阶段。象征威仪的玉钺、代表重要葬仪的大口缸、奢华的象牙器，这些特殊物品在各地区普遍出现，表明各地新涌现的社会上层构建起了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内容包括象牙等稀有材料，但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我们描述的远行只是多彩交流的一个事件。

　　交流结果，如张光直先生所说，使各地区“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个“最初的中国”的形成，是中国史前划时代的时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

　　像我们的主人公一样参与交流的社会上层们，积累了大量可以交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范围的丰富知识，并产生了对“最初的中国”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心理范围的认同。但他们还只是认识到彼此共同拥有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享文化精华的“世界”或者“天下”，没有考古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更高层次的“整体”或“族群”。

　　那么，是谁开启了将“最初的中国”构想为一个有强大核心的整体、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呢？苏秉琦先生认为这一宏大的理想诞生于夏商周三代。《禹贡》可以视作促进各地区一体化的政治神话和高超宣传策略：“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禹迹遍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夏人自己可能是这一政治神话的创立者。

　　是否还可以将这个“中国梦”追溯到更早呢？

　　我们先回到400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到山西襄汾陶寺大城外的天文观测仪式现场看个究竟。晨曦微露，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东南城墙外一座特殊建筑内，陶寺贵族们已经陈设好了石磬、鼍鼓、俎豆和牺牲，肃穆以待。这座建筑面向塔儿山，略呈半圆形，有12座连续的夯土台基，呈扇形排列，台基上起墙，森然壁立，墙间形成11道神秘窄缝。半圆形的圆心处，是一个圆形的夯土台，站立其上，11道缝隙尽收眼底。东方渐白，贵族们躬身屏息，等待着一个庄严而神奇的时刻。朝阳终于从塔儿山顶喷薄而出，刹那间，一道灿烂的阳光从第四道缝隙中精准地射入这特殊的建筑，直达圆心。春分太阳的准时来到，意味着“敬授民时”的权威安然无恙。鼓乐奏起，牺牲献上，“敬道日出”的仪式达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