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2000万人为何而死(2)

6、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1969年1月，康生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开始抓“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分子。

仅此一案，云南138万人被牵连，17000余人被打死、61000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就打死了1473人，打残9661人。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

7、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人死于非命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人死于非命。

8、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1924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由早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乌兰夫领导。

一九四六年中央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内蒙古大抓内人党。在整个内蒙古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分子。全内蒙古有34万余人被刑讯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逼供致废的多达87180人，整死16222人。

9、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1970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107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3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

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516份子”结合，共清出5千多“有问题的对象”、“41人被迫自杀”。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10、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

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15至20万之间。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9千8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24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1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5百至1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千3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10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