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为何拒绝指挥国共大决战？(3)

　　白先勇对记者再次谈到这一点：“国就是‘民国’，那是他心中的，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以来，他保护的‘民国’。他一生都是为了保护‘民国’打仗。”

　白先勇对“拒绝指挥”的评价是：“十月卅日晚父亲所作的决定，拒绝指挥徐蚌会战，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艰难，但事后看来也是最明智的一次抉择……徐蚌会战，乃国共内战最后决胜负的一仗，成败责任非父亲一人所能担当。事后看来绝非仅仅是军事，他作这项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智慧。”

　　1946年冬，南京励志社，白崇禧与家属骑马出游。（资料图）

　　台湾岁月：在监视中度过余生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并无高位还一直被监视。白先勇不知道监视何时开始，但是觉得“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刚到台湾就开始了”。刚刚知道有人监视自己时，白崇禧非常不高兴，写了长信给蒋介石表明心迹，问他为何有跟踪一事。蒋介石派出当时的“副总统”陈诚来解释，说那些人是来“保护”的，陈诚还说自己后面也跟了人。白崇禧回答说：“‘副总统’需要保护，我没有这个必要。”

　　尽管不愿意，监视的人还是跟着白崇禧全家多年。白先勇清楚地记得那辆车的车牌号是“15-5429”，黑色吉普车。他在新书中记了这样一个花絮：母亲马佩璋爱看京戏，有一天晚上大雨，白崇禧带全家一同看戏，刚到戏院门口，跟踪的车也跟了上来。马佩璋往车外瞥了一眼，叹道：“真是辛苦了他们！”让白先勇多买三张戏票给车内的三个人，让他们一同进戏院。三个监视人员慌张了一阵，还是接受了戏票。

　　丢掉大陆是心中的痛

　　1996年白崇禧心脏病发过世，关于他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传言他被毒死，面色发绿，床头有半瓶酒，床单有撕裂的痕迹，又称医生赖少魂在他的药酒中下毒，更夸张的说法是有一个护士对他用了美人计，趁机谋杀。白先勇说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我弟弟看到了遗体，很平静，完全没有这些迹象。他确实是喝药酒的，没喝完的酒杯放在那里，就传出来毒药一说。那个医生赖少魂，是很有名的‘国医’，人家大‘国医’还会这样下毒吗？”

　　白崇禧的葬礼是“国葬”待遇，在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总统”蒋介石以下，党政军高级官员及各界人士前往祭悼的达千人。出殡时，蒋介石早上7点50分就到了，白先勇指着他在葬礼上的照片说：“照片脸上的悲哀是真的，那时候感受是真的。”白先勇在书中用汉高祖对韩信的态度作比，描述蒋介石对白崇禧的心态：“韩信打天下功高震主，吕后设计把他给杀了。《史记》里说，高祖知道了，是‘且喜且怜之’。一方面心腹之患被除掉了，他高兴，另一方面他为自己打过天下，这是将才。”

　　白崇禧说过：“‘总统’是重用我的，可惜我有些话他没听。”白先勇反复提到这句话：“父亲北伐是参谋长，抗日是副参谋总长，内战是国防部长，一直都是蒋介石最高的幕僚长，这是重用他。但是有些战略上的建议蒋介石没听。我父亲认为军事失败是国共内战最重要的失误，军事上，国民党在战略、战术方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

　　蒋介石对白崇禧，多有权术上的动作，白先勇说：“到他那个位子，也许非那样不可，我父亲是个军人，政治权谋他不是不懂，他不屑为之。”

　　白崇禧在台湾十七年，一直称自己是“待罪之身”。白先勇回忆：“他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丢掉了，是内心这种的内疚。他会跟我讲，再不反攻，从台湾到大陆的兵都老掉了，反攻的机会就越来越渺小。我们这一辈当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那一代都是这样的，有他们的想法，丢掉大陆对他们来讲是很大一个心中的痛。”

　　“小诸葛”的智慧

　　通常只认为说白崇禧是“小诸葛”，是因为他会打仗，但是白先勇的照片集却揭示了白崇禧更多的侧面。

　　北伐结束，蒋介石欲削藩裁军，白崇禧曾向蒋介石建言，自古以来“裁兵不难裁将难”，处置不当，即起祸乱；应将军队调往边疆戍边，巩固国防。他自己请愿带兵往新疆屯边，效法左宗棠治疆。身为回教徒，白崇禧对治理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有兴趣，列出过治疆纲要，作过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阐述。

　　北伐结束之后，白崇禧治理广西颇有成效，被称为“新斯巴达”。胡适曾经到访广西，对当地大加称赞。最近史学界重新开始讨论对“军阀”的认识，有声音认为当时的广西、山西，都是地方自治做得比较好的，甚至也许是联邦制的某种可能。白先勇说，父亲在广西的治理，美国有专书研究的，书名为叫Guang xi Way，阐述上世纪30年代的广西治理：“那时候父亲在广西土改，减租，想实现耕者有其田，像孙中山那一套建国大纲；打土匪把治安稳定下来；同时训练民团，建设基层组织；办教育，办新学。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动作跟延安的土改是同步的，都在上世纪30年代，但是广西没有搞阶级斗争，有土改、民团、新学，建立学校，中学小学。后来打仗了，抗日胜利归中央管理，这一套全部废弃了。但是到今天，广西人讲起来还是蛮怀念那段时期。”白崇禧在广西练兵也卓有成效，日后广西军在抗日战争中也是重要力量。

　　抗战期间，白崇禧也提出过“持久战”的想法。1938年，武汉军事会议上他说:“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与日本人打持久战。”这个方针为最高当局采用，遂成为抗日最高战略原则。白先勇也听父亲说过这个方针：“他是受了俄法战争的影响，俄国人对于拿破仑侵入，俄国人就把拿破仑拖到广大的内地，把他们给拖垮。日本人要速战速决，我们就是要延长它，把他们拖到内地。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要全面地对日本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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