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首都为何设在北平(3)

　　
　　文/岳南
　　
　　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不幸而言中。1945年2月，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密会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商讨对日本最后作战及战后的相关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苏联提出：外蒙古维持现状；库页岛交还苏联；苏联在中国大连港的优越权得以保证，恢复苏联海军租借旅顺港；保证苏联对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优越权益；千岛群岛划交苏联，等等。最终，美国妥协，与苏联签订密约，允许对方于战后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国民政府被蒙在鼓里。直到5月下旬，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重庆拜会蒋介石时，才将协议内容告诉蒋介石。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责令行政院长宋子文把协议内容搞个清楚，弄个明白，不要让人继续把自己当傻蛋，令世界舆论为之腾笑。6月9日，继罗斯福病逝之后出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在华府接见宋子文时，正式出示了协议文本，至此，雅尔塔秘密协议才为国民政府高层人士所知。迫于时势，蒋介石曲与容忍，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数十万进军中国东北。在斯大林以“如不迅速达成协议，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满洲”等要挟下，蒋介石只好咬牙同意苏联提出的条件。8月14日，“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的全部要求得以实现，美国获得了在中国的主导权，蒋介石则得到了苏联方面不支持中共、“军令政令统一”于蒋介石本人的承诺。1946年1月16日，张莘夫奉命带领7名“满炭”工程师赴中共占领的抚顺交涉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在回沈阳途中1943年11月，一行八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七人同时遇难。当时，苏联红军正准备从东北撤退，为了捞足本钱并使之翻倍增长，苏军开始大量拆运占领区的工矿、交通甚至房产设备，以此作为战利品运往国内，对可移动财产更是疯狂侵吞掠夺。据唐纵日记载：“据报沈阳有工厂四千五百七十家，现仅有二十家开工，余多已被掠。”另据统计，二战末期，苏联在东北地区共掠夺战利品损失为1946年币值的53.4亿日元，折合当时美元13.6亿万。尚不含没有折价的白金32401.55克、白银1866549.69克和钻石741.0662克。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财产损失133亿美元，而仅苏军从东北掠走的财产即价值13亿美元。也就是说，1945至1946年，苏联从东北掠夺的物资，相当于中国抗战八年所有财产损失的十分之一。至于苏军在东北地区肆意蹂躏中国同胞，强奸妇女，更是不在话下。面对苏军的种种恶行，国人早已恨之入骨，欲啖之而后快，只是鉴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敏感形势，以及蒋介石此前坚持的“忍气吞声,负重致远”（日记）的精神，一直忍而未发。当《雅尔塔协定》内容突然披露后，无论是国民党要员还是普通民众，压抑的情感如火山一样喷射而出，重庆、南京、上海、汉口、杭州、南昌、北平、青岛等中国各大城市，迅即爆发了反苏示威大游行，各界知识分子与高校师生更是以悲壮的心境成为反苏游行的中坚力量，喊出了“打倒赤色帝国主义”，“俄国佬滚出东三省”等口号。国民党上层甚至蒋介石本人也于悲愤中不再坚持“忍气吞声，负重致远”的处事法则，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次全国范围内的示威游行，其涉及面之广、规模之大，为抗战以来所罕见。1946年2月11日，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激起了冲天巨澜。傅斯年与《大公报》主笔王云五等20人联合在各报发表宣言，强烈抗议这个秘密协定。2月22日，重庆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强烈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各地学生通电纷起响应。25日，傅斯年又在大公报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经济的特殊化和外倾化以及疆域的分割化。傅斯年此文一出，国人精神为之一振，反抗苏俄之风更加炽烈。由于全中国广大民众的愤怒与舆论的强烈谴责，苏军终于在1946年3月撤出东北，但所侵占中国领土与财产问题却不了了之。23日，蒋介石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是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以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