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善政引发的“恶果”(3)

　　
　　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清末禁烟成果的背后也不乏艰辛，半个多世纪的弛禁使得一些地区已对鸦片种植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禁烟的直接后果是地方财政收入锐减，许多人失去经济来源，其中尤以烟农的矛盾最为突出。从长期说，禁烟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益的，但就短期而言，但凡禁烟严格的地方，通常都伴有各种反抗，其中不乏激烈之举。据报道，禁烟令下发后，各地烟农纷纷起而抵制，四川湄州烟农“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河南汝州、陕州一带“因委员禁拔烟苗，大滋乡民之怒。……地方官虽出示禁止，而该乡民以性命相拼，致死不拔。”
　　
　　但不管怎么说，清末禁烟在短短数年间仍取得了显著成果。禁烟后，随着小麦稻谷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供给变得充足，而被鸦片挤占的商业也在恢复，以甘肃为例，内地商人之前往往来此收购鸦片，而禁烟后则改为了羊皮、猪鬃等。作为禁烟成效的另一明证，鸦片价格在此期间连翻数倍，据说四川奉节县因为远离总督府而禁烟松弛，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耕田都种了鸦片，结果那些滑头的烟农们由此发了一笔横财。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庚子年后，清末财政捉襟见肘，禁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约清廷财政收入的8%左右（何启、胡礼恒在《新政真诠》中说，很多土药的收入实际上被地方政府隐瞒，如果算上这笔收入的话，很可能是2600万两而不是1000万两，另外还有一些更高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