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皇后断发之谜(4)

　　魏佳氏原是汉军旗人、内管总领魏清泰之女，生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后其族入满洲镶黄旗，始称魏佳氏。初入富时封贵人，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封令嫔，四年后晋令妃。像众多的妃嫔一样，魏佳氏一开始就被掩映在一片花红柳绿丛中，根本沐浴不到丝毫的圣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女子特有的韵味和魅力便不可遏止地在她身上显露出来：像杨柳一样细腰，像弯月一样清纯，一颦一笑，风情万种。渐渐地，魏佳氏有专宠之势，那拉氏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魏佳氏生下皇七女;二十二年生下皇十四子永璐;二十三年生下皇九女;二十五年生下皇十五子颐琰——日后的嘉庆皇帝;二十七年，生皇十六子，惜未及命名而早殇;三十一年，生皇十七子永磷。十年之中，连生四男二女，其风头之强劲，足以遮掩包括皇后那拉氏在内的所有后宫女人仅有的一丝可怜的光芒!魏佳氏肆意蒙宠之时，正是那拉氏独守空房之际，堂堂的大清国皇后，居然近十年孤枕独榻，恨望长夜。那拉氏不解：她为之奋斗近二十年换来的富贵荣华，难道就这样随着渐渐失宠而烟消云散了吗?她对皇上一片真情，对皇太后恪尽孝道，而皇上居然对她毫不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真的缘尽情灭，势成水火?尽管忧虑焦闷，彻夜难眠，但她不敢将心思透露出一丝一毫，更不敢透露给正在深宫颐养天年的皇太后，只有强忍苦涩，强压泪水，默默料理好六宫的一切事务，期待有一天突然出现奇迹，皇上重新回到她的绣榻，尽享人间天伦。但草木枯了又绿，绿了又枯，这美好的一天迟迟没有到来。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正月十六日，以“太平天子”自居的乾隆皇帝奉皇太后钮祜禄氏自京启銮，第四次巡幸江南。在这次规模空前的巡幸中，除皇帝、皇太后及那拉氏皇后外，随行的主要人员有已故孝贤皇后的兄长、大学士傅恒，本朝第一宠臣和坤，容嫔之兄图尔都及蒙古王公亲贵、文武臣僚;后宫最受欢宠的令贵妃魏佳氏、庆妃陆氏、容妃和卓氏等大批宫女。

　　乾隆一生六下江南，每次南巡都动用一千多艘船只，随员二干五百人左右，沿途三十里以内的大小文武官员前来迎驾，自称是效法圣祖康熙当年“法祖省方”。晚年乾隆曾不无自豪地宣称：“朕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日西师，一日南巡。”正是在这样一种歌舞升平、虚华浮躁的氛围笼罩下，大小官员无不借机中饱私囊，为祸四方。而每次大规模的南巡，都动用正帑几百万，中期以后的南巡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木兰围场的不断砍伐，园林庙宇宫殿的修建，河工河塘的建筑等等，更是耗资巨大，靡费惊人，终于使帝国的航船偏离轨道，驶入到暗流险滩密布的黄昏暮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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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历史的眼光看来，大清帝国在乾隆实际统治的六十四年中，文治武功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自乾隆十二年对大、小金川用兵开始，至五十七年第二次用兵准噶尔的四十余年内，他曾大规模用兵十次，每次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当准噶尔之乱被平定后，乾隆志得意满，亲书“御制十全记”，大肆吹嘘其盖世武功，并将“十全记”的石刻置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之前，与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并立，企图与康熙大帝并驾齐驱，然而无论怎样的一厢情愿，无论怎样地自称“十全老人”，就乾隆一生创立的基业而言，无论是扩疆拓土，平定内乱，还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自号“古稀天子”的乾隆皇帝还是无法与康熙大帝相提并论。

　　自北京到杭州，南巡往返的水陆行程几达六千余里。陆路御道均按标准帮宽三尺，中心正路一丈六尺，两边副路各七尺。由于御道不能随意弯曲，所经之处房屋、良田、坟墓一律平毁，石桥石板，黄土铺垫，净水泼洒。天朝皇家气势，当真是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一路巡幸途中，乾隆指定魏佳氏、容妃和卓氏轮流侍寝，故意把那拉氏晾晒在一边，让她难堪。不仅如此，乾隆还专门为容妃带上维族厨师，按照伊斯兰传统习俗，精心制作每一道菜肴，并不时与容妃共进晚餐，大有“行同辇、止同室、宴专席、寝专房”的势头。直将那拉氏一口闷气憋在心中，双目几欲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