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历法受西方天文学传入影响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历法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的位置，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用历书来确定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据此安排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另外，历法在国际关系中还具有特殊意义，如当一个国家承认了中国的历法，它同时也就承认了中国为宗主国。因此，历法准确与否对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非常重要。

　　《崇祯历书》是新法改历之理论基础

　　明朝历法由于从无改进，至明末时因误差过大，预测天象往往不准。万历年间有关历法的争论不断，朱载堉、邢云路等人曾试图按照传统天文学的思路进行历法改革，但收效不大。此时，正值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屡受挫折之际，利玛窦注意到历法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建议教会派遣精习天算的传教士为中国修订历法，希望凭借天算之长间接传教。此策略得到教会认同，先后选派精通历算的熊三拔、邓玉函、汤若望等来华。

　　自1610年始，传教士涉足明朝历法改革，但并不顺利。最初，钦天监五官正周子愚推荐熊三拔等人，说他们携有的彼国历法多为明朝所未备，建议召集知历儒臣率同监官翻译这些典籍。礼部十分重视这一意见，曾上疏推荐徐光启、熊三拔等共同翻译西法，邢云路等参订。然而，万历帝并未采纳礼部意见，直至1629年才出现重大转机。当年在预测五月的一次日食中，西法预测精度再次高于传统历法。于是，礼部奏开局修历，乃以徐光启督修历法，是年11月6日成立历局，开始请传教士参与修历。历局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器、测验、演算、翻译、制历等，最终编译完成《崇祯历书》，该书是之后新法改历的理论基础。

　　自修历以来，徐光启等创建的历局就陷入与保守派士人的纷争。尤其是李天经掌管历局后，历局与魏文魁执掌的东局（政府设立的民间历法机构）之间纷争尤为激烈。在中西历法之争中，望远镜曾作为“要器”观测交食，使得观测精度和公开性大大提升，确立了西法在交食预测方面的优越地位。1638年崇祯帝下诏，“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因年远有差者，旁求参考新法与回回科并存”。这可以说是西法争取合法地位过程中的重要突破。另一个重要进展发生在1642年，崇祯帝下旨“另立新法一科，专门教习，严加申斥，俟测验大定，徐商更改”，可见他已下定决心启用新法。最终在1643年，崇祯帝下诏，“改西法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但不久国变，新法未在明末施行。尽管如此，新法的影响并未消减。清朝建立之初，在汤若望等人的努力下，新法迅速得以正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