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前世今生：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

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

说起青帮，大家都知道它是清末民初三大秘密会党之一（另两个是洪门、红帮），也是近代上海一支非常重要的隐秘社会势力，当时盘踞上海滩的军政要人如张仁奎、张树声（冯玉祥部下），世家子弟如袁克文（袁世凯次子）、阮慕白，商界闻人如虞洽卿、顾竹轩，黑社会大佬如黄金荣、杜月笙，等等，都是青帮中人。青帮跺一脚，半个上海滩都会抖三抖。

青帮又名清帮、安清帮，其来历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漕运水手行帮，与明清秘密宗教罗教也有极深的渊源。青帮秘籍《通草》是这样记述的：

“康熙皇帝又为南漕朝夕踌躇，意将南方诸郡民税漕粮移运北京，以为满蒙禄食。传旨午门外张挂皇榜，招募义士，护国匡漕。翁、钱、潘三位老祖揭下皇榜，康熙皇帝下旨，命三位义士领帮匡漕，潘祖为正统，翁祖为左统，钱祖为右统。三祖奉了皇帝圣旨，领运通漕，名为安清帮。雍正四年，船齐下水，开始运粮。翁、钱、潘三祖因人类不齐，殊难约束，经漕督何公立邦奏明，恩准三祖各开山门，广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务。再由徒传徒，人才日众。全帮合力合心，漕运于斯为盛。”

但这一“奉旨护国匡漕”的“光明出身”，其实是帮会中人以讹传讹或故意杜撰出来的。按清廷官方文件的记载，青帮的“翁、钱、潘三祖”原本是晚明的罗教信徒，从北方密云县到杭州府传教。罗教宣扬“无生父母”为救世主、“真空家乡”为芸芸众生的最后归宿，信罗教者可得拯救，免堕轮回。在杭州北新关外码头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钱、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后人遂将这三庵称为翁庵、钱庵、潘庵。虽然三庵成了漕船“回空”（指漕粮运至北京后，空船返回）之时，水手们上岸驻足容留之所，但“三祖揭皇榜”之说，显然是无稽之谈。

漕运作为给京城与军队供粮的生命线，事关重大，也不可能交由民间义士“承包”领运。所谓的“翁、钱、潘三祖”招兵买马、成立帮派，更是冒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岂可能获得皇帝的“恩准”？事实上，清代的漕粮押运，是由军事系统负责的，朝廷专设漕运总督驻在江苏，统辖与漕运有关的行政官员与卫军。漕运卫军又叫做“旗丁”、“运丁”，粮船的水手与舵工则是旗丁另行雇觅的。每船由一名旗丁领运，有水手与舵工若干人，每四五十条船组成一个船帮。青帮的“帮”字，本义并非帮派之帮，而是船帮之帮。

如果说旗丁是体制内的国家公务员，享有月粮与津贴；水手、舵工则是体制外的临时工了，收入非常微薄，一年所得不过一二两银子，头工的工价银多一些，大概有六七两。水手的这点收入，连养家糊口都远远不够（学者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约需三十两银）；漕运又是十分艰苦的活计，“蹈江涉河，经历寒暑”，终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连朝廷的官员都觉得这些“苦累难言”的“赤贫穷汉”“深可悯恻”。但在运粮过程中，水手们还要遭受漕运系统与地方衙门官吏的层层盘剥，朝廷命官空有表示“悯恻”的奏章，却无法给他们建立有效的制度性救济。

生存的艰辛与无助，使得漂泊在大运河上的漕运水手，大多加入了罗教。早在明代，罗教已在漕运水手中流传。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罗教不仅给了水手们精神上的寄托与慰藉，还为他们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庇护与福利，如水手无处住歇时，可以借宿罗教的庵堂；年老无依的水手，还可以“进庵看守”、“耕种余地以资糊口”；若水手因病亡故，也可埋葬于庵堂的义冢，不致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因此，罗教对于漕运水手的吸引力自不待言，皈依的水手越来越多，“以至日久相率归教”。到了清雍正年间，杭州北新关外的罗教庵堂，已从原来的翁、钱、潘三庵，一度增建到“七十余庵”。

看起来，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有点像近代社会的NGO组织，至少具有互济互助的NGO功能。可是，后面的历史已证明，水手罗教并没有随着近代的到来而发展成为合法的NGO，反而，它最后演化为见不得光的黑社会组织。这是为什么呢？

朝廷对水手罗教的毁禁

考察水手罗教向青帮演进的轨迹，应该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对罗教的一次严厉查禁切入。

这一年秋，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听说杭州北新关外的拱宸桥一带，修有二十多处庙宇，通称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罗教经卷”，不像是朝廷批准修建的合法庵寺（清廷规定：非经礼部审批，不得私建寺庙，违者严惩不贷），形迹可疑，而清王朝对“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之类的民间宗教一直是非常忌讳的，这类未经朝廷认证的宗教团体，具有不受官方控制的组织资源与意识形态体系，极容易生成对抗正统权威的隐权力。所以，王知县立即派了官差前往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