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前世今生：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2)

这些庵堂，原来都是在翁、钱、潘三所老庵的基础上扩建的，其中翁庵因万姓改建，又称万庵，另有王庵、章庵、黄庵、虞庵、彭庵，俱由翁庵所出；钱庵则分出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间庵、石庵等；潘庵又分出清凉庵、王庵、刘庵等。因为随着皈教水手的增长，旧庵已不敷居住，罗教信众又酿资分建了多处庵堂，还在庵外购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

仁和县官府从李庵内查获罗像二轴、罗经三箱，又从刘庵内查获罗经七部，从其余各庵搜查到罗经五十余卷。经查，发现崇奉罗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经的，亦有不吃素念经的，而长期住庵管理之人，则是年老或有病而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残，看起来都不像是心图不轨之徒。而且，所查获的经卷大致也是一些“劝人修行”的鄙俚之语，“并无悖逆之处，亦无不法邪术”。设立庵堂的目的，无非是“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

尽管如此，王知县也不敢草率处理，毕竟民间私习旁门左道、异端邪术是朝廷大忌，所以九月初三，他将调查拱宸桥罗教庵堂的情况呈报给浙江巡抚觉罗永德，请领导定夺。觉罗永德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满族大吏，明白邪教最易惑众，何况漕船水手人多势众，尽是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求，尤其容易“齐心生事”，所以他认为应该“从严查禁”，以绝后患。

九月初十，觉罗永德奏报朝廷，建议“将皈教之人从重处治，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空时栖止”。

这不是清廷地方大员对杭州罗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间，时任浙江巡抚的李卫一到浙江上任，即留心访察浙帮水手信奉罗教之事，并查实浙江北关一带，原有七十二处罗教庵堂，现在还余下三十余所，他向皇帝报告说，“细查其教，止吃斋念经，其可恶之处，在于借此心齐，欺人生事”。为防不测，已派人将各庵堂经像一概销毁，不准再以“罗教”之名相称，改为公所，作为水手回空时的暂栖之所。之所以保留公所，是李卫考虑到“若将此等庵堂尽行拆毁驱逐，则冬月空回各水手无所依归，反生事态”。不过李卫仍不时防范，在漕船回空的季节，派遣部属“带兵巡查，一有所犯，即行严拿，从重痛处”。雍正皇帝也认为李卫做得不错，有政治敏感，也有大局意识。

觉罗永德实际上是想沿用李卫的成例查禁水手罗教。但是，他的这一建议，受到乾隆皇帝的批评。九月十七日，皇帝给觉罗永德发来上谕，指出“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绝后患，杭州的罗教庵堂“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态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

说到这里，乾隆将觉罗永德教训了一通：永德啊永德，你的政治警惕性怎就这么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将庵堂改为公所，那么数年之后，“查察稍疏”，他们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历史的教训不是在眼前吗？漕运水手有无栖止之所，“原不必官为筹划”，不是我们官府的责任，你干嘛要多管闲事？那些人都是“临时雇募应用，更非官丁可比”，不是国家公务员，你替他们操什么闲心？况且，“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怎么没有听说他们需要公所？“何独浙江为然”？你知不知道，这帮水手尽是“游手好事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

在这道上谕的最后，乾隆以斩钉截铁的语气告诉觉罗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各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钦此！”

皇帝都将话说到这个份上了，觉罗永德吓出一身冷汗，岂敢怠慢？立即饬令浙江各府县，彻底铲除罗教庵堂。一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浙江、江苏铺展开来。北新关外查出的二十三所庵堂被全部拆毁，拆下来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价，造册上报朝廷，留充地方公用。为首九人因“看守各庵、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庵内念经”，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中一人“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另有十几人只是“看守各庵，但未习念经卷”，以及“曾经皈教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罪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未皈依罗教的水手，杖一百；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经、仅仅“在庵往来寓歇”的水手，打三十大板，遣送回原籍。

表面看来，乾隆这次对水手罗教的毁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为“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视线内，罗教庵堂以及那些危险的念经声全部消失了，应该不可能“故态复萌”了吧。然而，在传统王朝治下，权力的管制尚做不得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面，孤苦无依的漕运水手需要精神的寄托，更需要抱团取暖，需要以组织化的力量来增进他们索取与维护自身利益的权重，这些需求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