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前世今生：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4)

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纤夫、舵工都是社会底层，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觅食艰难，还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总、旗丁等剥削，如果加入罗教水手帮，情况就不同了，可以获得整个组织的庇护，不但免受旗丁盘剥，而且还能反过来盘剥旗丁。

按清代漕运惯例，漕帮水手的工钱发放有一个流程：先由各船帮“头船”的旗丁开写一份工资单，递交给后面各船，照单发钱，称为“溜子”（“溜子”后来成了老管发起闹事的信号）。水手的雇值，“向例不过一两二钱”，有帮会撑腰的水手往往以“雇值低微”为由，挟制旗丁加工资，每人索钱二、三十千文。沿途遇上“水浅停滞或催赶闸坝”时，水手又会借机向头船的旗丁加索钱文，逼写“溜子”，如果旗丁不肯开“溜子”，水手们便在漕船停泊于旷野处所的时候，“乘夜聚众滋闹，打船进舱，持刀恐吓”。

道光五年（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码头装粮时，嘉白帮、杭三帮的水手勒逼旗丁给他们加派工钱和补贴“装米钱”；到了运粮途中，水手又捏称旗丁侵蚀了他们的银两，那是道光元年的“皇赏”（五年前的钱，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了），现在必须还给他们，每条船五十三千文钱，兑换成银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两。水手们“传发溜子，挨船讹诈”。而“旗丁惧祸，不敢不给，或写立欠票，或变卖客货”。据称这场索钱行动持续了数月之久，其他船帮也先后效尤。

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吗？怎么斗不过水手呢？官方的报告说是水手“人众势汹”，其实是因为闹事水手的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组织——罗教水手帮。岂但旗丁对水手畏之如虎，就连职权更高的粮船押运官“丞倅运弁”，亦不敢过问。在罗教势力鼎盛之时，老管甚至自己开写“溜子”，传给各船水手索取工钱，而“旗丁不敢不从”。

水手罗教“权力化”转型的结果就是，老管凭恃罗教水手帮的组织资源、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能够动员大量水手、舵工、纤夫，从而拥有在一定程度上与漕运的官方代表对抗的隐权力。而老管治下的罗教水手们，也凭借组织的力量，获得了夺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为了争夺更多的利益或更大的势力范围，不同老管所统治的不同船帮、不同派系之间（一个船帮可能分出若干派系，若干个船帮也可能同属一个派系），还时常相互斗殴。庐江帮与苏州白粮帮；镇江帮与湖州八帮，都长年争斗不休。道光五年，嘉白帮的潘安（安即庵的谐音。罗教庵堂被禁毁之后，罗教各派系不叫庵名，改称“安”）系与钱安系，为争八条新造漕船的归属，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械斗，持刀凶斗了四日，事后从江中捞出尸体五六十具。

不管是争地盘的厮杀，还是对旗丁的要挟，固然可以看出组织化的漕运水手并非善茬，更反映了当时水手行帮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分配制度与谈判机制，只能取决于各利益集团的暴力资源。

向黑社会演进

尽管老堂船时期的水手行帮形成了严密的组织，出现了黑帮化的苗头，不过，在前面我们的叙述中，罗教水手帮与其说是黑社会组织，不如说更像是给漕运工人提供福利、主张利益的“工会”。虽然他们抗争的手段不那么合法（问题是当时有合法的抗争渠道吗？），不那么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毕竟还很少见到水手行帮从事组织化的犯罪活动、出现普遍化的反社会行为。

但是，罗教水手帮到底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工会，而是沿着秘密会党的逻辑，继续向着黑社会的方向演化。

如果说，乾隆后期出现的老堂船，是水手罗教发生嬗变的标志，那么道光年间漕运水手与私盐贩子的合流，则是水手行帮再一次发生嬗变的起点。虽然我们找不到一个确切的年份来对应这个起点。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简单插述一下帝国的盐政制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样，清王朝也是实行严格的食盐专卖制，食盐不可自由买卖，只能先由官方认为的“盐浦”收购，然后，盐商向官府申领“盐引”（食盐专卖凭证），再到指定的“盐浦”买盐，按照指定的路线运到指定的地点销售。朝廷派出的盐运使，就是全国唯一的食盐批发商兼缉私部门。这种专卖体制，无可避免地会催生两项后果，一是腐败，盐商为获得更多的食盐配额，向盐政官行贿；二是出现私盐市场，食盐走私活动猖獗。

而水手行帮借着千里航运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带客货，冒渡关津”的痼弊。早在雍正年间，漕运线上已活跃着一类走私团伙，叫做“风客”，“风客”惯与水手相串通，在运粮时搭载货物，运至扬淮托给当地商人，交待他们卖掉货物，买入食盐，预屯于码头，等漕船空回时，再将食盐装船，运至各地销售。”

水手行帮结成严密组织之后，更是有了得天独厚的走私优势。大宗的走私，离不开组织化的资源、一呼百应的首领、充沛的运输力量、严厉的保密机制，而罗教水手帮正好能满足这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