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前世今生：青帮的前身是水手行帮(3)

于是，尽管修建在陆地的庵堂被拆毁了，但罗教系统内的水手又在茫茫江河之上建立他们的根据地——每个船帮，专有一只船用来供奉罗祖图像，称为“老堂船”，作为罗教水手的议事中心，各帮又“公派一人专管香火并通帮水手用钱账目，为当家”，当家称为“老管”（或“老官”），是各个船帮的最高首领。

水手行帮的权力化

从庵堂阶段到老堂船阶段，水手罗教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对它后来的演化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一，罗教水手的活动更加隐秘化。以前的庵堂虽然未取得官方承认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开地吸纳信徒、吃斋念经、讲习教义、给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设于江河上的老堂船，已经摆脱了官府的监控。慑于官方对罗教的严厉打击态势，水手行帮不得不将他们的组织与活动方式转入地下状态，各帮船还建立起秘密的联络信号，如遇事即以传出“红箸”、“溜子”为号，“人即立聚”。随着时间的推进，后来的青帮还发展出一套隐语系统，用于交流、识别身份与发号施令。

其二，罗教水手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化。庵堂时期的水手罗教尚是一个结构松散、有互助性质的宗教团体，各庵管理者通常由年迈孤苦的水手充任，并无权威的禀赋，其职责不过是看守庵产；入教的水手也只是将庵堂当成栖身之所，与庵主并不构成严格的权力等级关系；这时候的水手罗教除了宣传教义，也没有建立森严的家法体系。而到了老堂船时期，水手罗教已经具备了权力组织的形态特征：

首先，出现层级权力结构。各个船帮内部，各人的地位按辈份排列，水手入帮要拜师父，“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为师，派到辈分，彼此照应”，师徒之间构成等级关系，帮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罗教信徒，选为当家老管。

其次，出现生杀予夺的权力。老管不但掌管一个船帮的“通帮水手用钱账目”，抓着经济大权；而且具有家长统治的绝对权威，“凡本船吃斋水手、牵夫（纤夫）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处治”。

再次，出现严厉的帮规、家法。帮中水手，不论何人，若违反帮规，即有家法伺候，视其罪责轻重，或棍打，或烧炙，或截耳，或割筋，甚至“立毙，沉入河中”，“决不宽容”，这叫做“替代祖法”。老堂船还设有木棍一根，名为“神棍”，是执法权的象征，后世青帮将“神棒”附会为“乾隆钦赐”，但乾隆怎么可能给令他寝食难安的水手罗教御赐什么执法棒呢？想必是青帮首领在借“钦赐”之名强化自己的权威吧。

总而言之，老堂船时期的水手罗教，俨然已是一个个镶嵌在官方漕运系统（由漕运总督、巡漕御使、督粮道、管粮同知、漕标、旗丁等组成）上，又自成一体的隐秘王国，有自选的国王（老管），有管辖的臣民（数量巨大的水手、舵工、纤夫），有私订的律法（帮规与家法），还有议事、决策的权力中枢（老堂船）。

从庵堂到老堂船，水手罗教的教门色彩趋淡，而帮会色彩渐浓。以前，共同的罗教信仰是水手们实现互济互助的重要纽带，并不需要出现一个权力中心，但是现在，罗祖图像虽然供奉在老堂船上，但宗教符号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因素，他们被纳入到一个等级森严的权力结构中，这个权力结构才是罗教水手建立相互关系的安身立命之所，从组织传导出的权力信号才是联结他们的关键介质。水手罗教的这一变异，我称之为“权力化”。对变异后的罗教组织，我们也应该换个叫法，称其为“罗教水手帮”，以便和之前结构松散的水手罗教相区别。

水手行帮的“权力化”过程，大致是在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诣非要斩断漕运水手与罗教泛组织之间的联系不可，然而事与愿违，在罗教水手们将活动中心转移到水上之后，加入罗教的漕运人员不减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堂船控制的罗教水手已“不下四五万”，“沿途牵手（纤夫）尚不在此数”，实际上，在漕运线上随行觅食的纤夫，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漕运水手，他们也是罗教信徒。这个统计数字，来自清廷大员的奏报，不会是捏造夸大之词。

我们已经知道，加入罗教水手帮，须服从老管、师父之号令，受到严厉帮规的束缚，稍有违逆，便有被责打乃至沉河之虞，而且，入教还得掏钱，“给予老管香钱一二百文不等（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可是，为什么水手群体还要对罗教趋之若鹜呢？说到底，无非是出于生存之需与利益之争。

水手生活穷苦，老无所依，病无所治，但只要加入罗教水手帮，“派到辈分”，便可“彼此照应”。原来各帮通常设有一个“基金会”，股本来自水手的“雇值”（工钱），即每名入教的水手从他的年工资中抽出若干文钱，交给老管“收存生息”。以后如果有水手生病或身故，老管就从“基金会”中酌量拨资，用于支付医药费或丧葬费。这一救济功能，显然继承自水手罗教庵堂时期的互助互济精神，只不过“基金会”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老管手里，“平时未经出钱者，即无人为之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