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后应该宽容地重看晚清历史

晚清。在走向君主立宪的路上倒下了。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宽容地回头看晚清的政治变革,历史学者马勇拨开了阴谋论的迷雾,超越了革命与改良,看到了晚清政府的立宪诚 意,也梳理了它的过失。 他在《清亡启示录》的后记中说: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这本书正是为了寻找办法而作。

马勇:

晚清政府没有告诉精英阶层,稳步发展也可以到达彼岸

文：孙魁

温情,是马勇旁观晚清史的态度。

没有阶级论,没有阴谋论,就事论事,以史论史。他说,“100年后重新去 看待历史,应该很宽容地去看待所有的人,因为我们不是孙中山,孙中山可以这么去看清廷,你很自私,康有为也可以说 清廷你没有给我平反你很不对。我们没有必要这么看”。

所以,他能够超越革命党的立场看到清廷立宪的诚意,“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 山开玩笑的,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 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所以,他能够理解摄政王载沣对九年预备立宪制的坚持,“摄政王对有计划政 治的坚持是对的,如果连达成共识的东西都无法坚持,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办成”。

尽管历史无法遗憾,但晚清政府走过的路,遇到的槛,客观地梳理下来,却依然映照着今天和明天。

“我们过去对晚清的历史缺少一种起码的温情”

晨报周刊:您做过古代史研究,做过儒家经学史研究,最终的兴趣点却落在晚清,为什么?

马勇:我研究晚清最初是课题的原因,进入之后觉得这里边可以解读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我们过去对晚清的历史缺少一种起码的温情,过去在革命话语的影响下我们只看到了革命党的力量,最近二十年我们看到了改良的力量,如果绕开革命和改良这两个话语之后,我们会看到历史进步是一个综合的力量在推动,包括统治者、统治者外围的各种因素,像新军将领、立宪党人这个序列,他们都不在原来的革命和改良的范畴当中。我想从这个角度切入,重新建构近代史叙事的框架。

晨报周刊:所以笼罩在晚清历史上的“阴谋论”疑云在您这里是被驱散了的。

马勇:过去在研究儒家的时候,我感觉到孔子一直在影响着国人,君子坦荡荡嘛,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从来对雕虫小技阴谋小道是嗤之以鼻的,即便一些政治家玩了那么一点雕虫小技,也是很不以为然很不敢说的,我们今天公开地讲厚黑学,这在古典中国是根本没法想象的事情。然后我就一直追问,我们所说的历史上的阴谋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曾把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一大批都是在追求正人君子的道德示范的人看作是耍阴谋的人,这已经离开历史本身很远了。我一直讲不要从阴谋论的角度去解读历史,在政治层面上、中外关系层面上，我更反对用阴谋论去解读。人家明明白白讲“我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说“你心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这就荒唐了。

晨报周刊:先洋务后维新,再而预备立宪。这条从经济、科技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路径错了吗?

马勇: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整个晚清史的看法,可能到今天为止,中国史学界以及一些很前沿的思想家都在批评晚清1860年的时候选择“中体西用”的做法,都认为清廷没有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一开始就走向政治变革是错误的,但我认为这个选择并不是错的,选择“中体西用”这个路径是为了保证一个庞大的帝国平稳地向前发展。其实,“中体西用”这个概念是不断变化的,之后的三十年当中,中学和西学所占的比例是不断在改变的。一开始的时候,西学仅仅局限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之外都不学,但是到了1870年,万国公法的概念在中国已经相当普遍。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非常大了,你不接受西方的法律就没办法玩下去了。到了1880年代的时候,政治层面也在改变。清廷当初选择中体西用这条道路本身真的不错误,错在哪儿呢,它没有告诉精英阶层,我们就是稳步发展也可以达到彼岸。我们不像日本那样走一个政治变革的道路,但是最终也一定能够达到成为现代国家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