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曾在日本享受海外特权 (2)

　　
　　唐通事制度与领事裁判权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主要在于唐通事由日本政府任命，与户籍所在国并无瓜葛，而领事则由户籍所在国派出，代表了一国主权在国外的延伸。但唐通事制度与领事裁判权制度依然有很大的相似性，最大的一点就是，唐通事与领事都拥有对本国侨民的司法裁判权，都可以按照本国的法律与习惯，而不是所在国的法律来进行判决。
　　
　　1853年日本被迫开国之后，对外国人的仇视和防范逐渐加深，同时现代主权观念也开始萌发。1867年，德川幕府命令中国人到管理局登记国籍。居留于横滨的中国人，向幕府联名申请建立由中国人管理自己国家国民的会议所，最终获得许可，这就是1873年建立的横滨中华会馆。凡华侨之间的事务，概由中华会馆处理。在大阪与神户，华侨在1875年之前即成立了福建公所、广东公所、三江公所等自治机构，1893年，两地华侨消除成见，建立了神阪中华会馆，统一管理两地华侨。另外，1874年，日本神户外国人居留地（相当于中国的租界）行政局成立，规定由瑞典籍侨民担任警察署长，以广东籍华人六名担任巡查。之所以要由广东人担任巡查，是因为广东籍华侨在当地外国人中势力最为庞大。在函馆港，日本政府于1874年开始登记中国人户籍，1875年，函馆开拓使厅（相当于市政府）雇用广东香山县人黄宗佑为翻译官并管理华人事务，黄在此职位上一直干到1897年。
　　
　　中国在日本获得真正的领事裁判权，是在1871年《清日修好条规》签订以后。1870年，日本外务大臣柳原前光鉴于中日两国之间因没有条约，给两国人民商业往来造成很大不便，于是前往北京，向清政府提出缔结“修好条约”。然而清政府因为深受不平等条约之苦，对订约问题比较敏感，以“只要双方互存信赖，则无缔约之必要”为理由予以拒绝。而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和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则力主修约，在曾、李二人的积极推动下，1871年9月，中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以中方提出的文本为基础的《清日修好条规》。条规共十八条，如规定“两国指定各口，彼此均可设理事官（即领事），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就这样，两个饱受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侮辱的亚洲国家，互相承认了在对方国的领事裁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