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春有彗星出现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11)

　　李明彻在相应的位置改此注为：

　　世人知地中有水滂沛，不知地中亦有火，如五行中皆有火也。(36)

　　显然，李明彻故意把“五行”中的火与四元素论中的火元素相混，有意削弱西方“四行”与中国传统“五行”之间的矛盾。除了添加“五行”两字表明其立场外，李氏还把疑似与天主教上帝相关的“神异”两字删除，显示他并非完全接受四行说，特别是与造物主关联的四行说，而仅接受“四行”说理论对彗孛等自然现象的具体解释，并且在关键之处移用了“四行”说的理论，而为传统的“五行”说服务。由此也可以看到，原理上中国传统学说相互矛盾西方学说，通过移花接木、改换名称的方式为人接受，以减少心理上所受到的冲击。

　　事实上，经李明彻转手改造的理论在晚清仍有影响。1874年7月22日，上海《申报》就刊登不署名的来稿，题为《彗星说》：

　　阮仪征鉴定李青来《圆天图说》云：“彗孛皆火气非星也。……又主灾疾，以彗吸动燥气，流动人间。”如此说来，尚属有据。(37)

　　五、通经致用的考虑：乾嘉学者对四行说“实理”的接纳(38)

　　尽管从现代天文学理论来看，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关于彗星知识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影响明末以至清中期士人对这一知识的接纳。徐光台的研究表明，徐光启(1562～1633)和熊明遇是从传统星变转而接受亚里士多德对彗星的解说的中国士人。(39)清人由于切实治经的需要，与之相关的训诂、天文、历算、舆地等专门之学也被广泛研究。治经之最终目的，是为了“通经致用”。桂馥(1736～1805)即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40)实际上，被纳入天算之学的“四行”说，其致用性尤为明显。明末耶稣会士们翻译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了“四行”说的致用或实用性，以吸引中国士人的关注。利玛窦《四元行论》在谈及认识火元素性质的实用之处时，就提到火“点彗星属而设百象，于智者占卜将来凶岁灾祸而免之也”(41)。一般说来，耶稣会士是极力反对星占学的，认为这是迷信(42)，但这里的“占卜”只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星占学话语，其蕴含的是根据“四行”说理论进行的有逻辑的推论。这在熊三拔述旨、徐光启演说的《泰西水法·水法或问》中，有进一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