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春有彗星出现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12)

　　问：……农民所急当在雨矣，然雨晹时若不可岁得，水旱虫蝗或居强半，不知何术可得豫知，以为其备乎?

　　曰：天灾流行，事非偶值，造物之主自有深意。若诸天七政各有本德所主、本情所属，因而推测灾变：历家之说，亦颇有之。然而有验有不验焉。盖数术之赘余，君子弗道也。傥居人上者果有意养民，欲为其备，则经理山川、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即水旱灾伤，自可消弭太半，脱值不虞，有备无患矣。(43)

　　紧接下来的一条问答，则以田家是否“有术知一时晴雨”为问，而答之以“无关数术，殆四行之实理也”(44)。由四行说的“实理”，而使“智者”或“居人上者”预知凶灾，进而“广储粟谷、阜通财货”备灾。因此，这里的“实理”，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相互关系而且是信而有征的道理。李明彻推测彗星出现后将会有旱灾，并劝阮元增加粮食供应备旱，思路正与之相一致。只是“四行”之名被换成了“五行”，而仍使用“四行之实理”。

　　另一方面，阮元主编《畴人传》时，表明步算和占候是两家，在为“畴人”作传时专取“步算一家”，而“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吉凶，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45)。然而，纯粹学术是一事，通经而致实用又是另一事。道光六年彗星见，依照传统星占理论多为战争前兆，广东又为当时边防外交重地，身为封疆大吏的阮元不能置之不理。既然李明彻有“实理”作为支撑，而且旱灾也凑巧地应验，阮元乐于致用，顺理成章。至于并未采纳李氏的备旱措施而改用其他，则是另一问题，牵涉到官员迁任、上报等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