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春有彗星出现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15)

　　从明末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对耶稣会士们传来的各种西学知识或多或少有所吸收，比如运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改正中国的传统历法，以增加推算的准确度。然而这仅是学术上的吸纳，在晚清中国门户完全洞开以前，似乎很少见到因接受西方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对世俗实际事务有直接影响者。本文分析的案例则显示出，尽管经历了雍正以后禁教，西学输入中止，但乾嘉学者在吸收了经过明末清初士人转手传播的西学以后，在西方四行说影响下改变了对彗星见的态度，从而导致地方行政方针的改变。这就是说，他们把西方古代物理学理论(尽管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理论)及其推论实实在在地应用到指导实际的地方行政上，是一种以理论指导实践式的典型意义上的“学以致用”。这种理论并不建基于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而是经过西方历代学者总结，被认为具有物理因果联系的四行说理论。乾嘉考据学者崇尚学术研究要言有实据，这也是四行说理论能得以致用的条件之一。

　　尽管乾嘉学者认为四行说中的一些推论具有“实理”，尽管他们也认为这些理论要用之于实践以利民生，但因为耶稣会士关于四行说的论述过于以此来彰显天主的功绩，引起了这些儒家正统学者的反感，因而四行说在整体上是为乾嘉学者所排斥的。李明彻把四行说中的“火”移用为似是而非的五行中的“火”，从而消解了对四行说中“实理”的接纳与整体上的排斥之间的矛盾，也使其致用得到一定的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