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六年春有彗星出现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2)

　　虽然大部分乾嘉学者都不曾与传教士有所接触，但得益于当时大规模编书、刻书，他们可以通过图书对先期传入的西学进行研究与批评，进而形成自身的意见。禁教以前，耶稣会士输入的西学以天文、历法、算学为大宗，学者们的论述多从这些方面着墨。乾嘉学术与早前输入的西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学者作专门的论述。③段异兵的研究则指出，清人对流星的观念有两种，一为中国传统的占验观念，一为西方古典的流星观念④，即认为流星是一种建基于四行说理论的大气现象。事实上，四库馆臣称赞游艺(活跃于1640～1680年代)的《天经或问前集》将“风云、雷电、雨露、霜雾、虹霓之属皆设为问答，一一阐其所以然，颇为明晰”，而“占验之术则悉屏不言，尤为深识”⑤，因而该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天文算法类”。游艺对上述大气现象进行解释所运用的理论，正是四行说。然而，四库馆臣却又对系统介绍四行说的西学著作《空际格致》以“异端之尤”的评价。因此，如何理解乾嘉学者对待四行说的这种矛盾态度，是本文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首先从道光六年(1826)彗星出现一事切入，考察乾嘉学派主将之一的阮元对此现象态度前后转变的原因，借以揭示四行说理论在这一事件中的所起的作用；其后，比较与阮元(1764～1849)同时代的乾嘉学者的意见，探究四行说理论以何种方式进入他们的学术知识体系；最后，分析乾嘉学者对四行说扬弃吸收的原因。

　　二、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

　　近人陈伯陶《瓜庐文剩·李明彻传》(以下简称《李传》)中记载了一则与1826年彗星有关的史料：